清风寄相思，鲜花化缅怀。
人体器官（遗体、组织）捐献泽及他人、延续生命，是造福社会的大爱善举，是彰显社会文明进步的伟大事业。捐献者们用实际行动诠释无私的爱和真诚的善。
“清明”来临之际，省红十字会特推出“生命无垠 大爱有痕”系列报道，表达对捐献者的感谢和敬意，铭记捐献者的平凡和伟大。
蒋遂，男，1952年出生，他既是一名遗体捐献者家属，也是一名遗体捐献登记志愿者。他的父亲蒋礼鸿、母亲盛静霞、妻子郭敏琍都是遗体捐献者，是浙江大学医学院医学生的“大体老师”。蒋遂曾作公开发言，讲述他们一家两代人志愿参与遗体捐献的心路历程。
我是一名遗体捐献者家属，我的父亲蒋礼鸿、母亲盛静霞、妻子郭敏琍都是医学生的“大体老师”。而我本人，也是一名遗体捐献登记志愿者。
我的父亲蒋礼鸿是原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被国家人事部聘任为“缓退（无期限）高级专家”。父亲出生于城市贫民家庭，但是对学术研究充满向往，通过艰苦的努力，在语言文字研究中取得了不朽的成绩。尤其他的著作《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一共出版了六次，从五万多字，到四十万多字，获得了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科学一等奖。被日本学者誉为“研究中国戏曲小说的指路明灯”，被美国学者誉为“踏入敦煌宝库的必读之书”。
父亲一辈子踏踏实实做学问，对学术问题“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体现了一位学者的真诚和谦逊。他对同仁提供积极的帮助，对徐朔方先生、邓广铭先生的学术著作都提出了许多意见，并且乐此不疲。他对年轻学者，不但提供学术上的帮助，还在生活上予以关心，处处体现了一位老学者的广阔胸怀。他的学术和人品形成了完美的统一。
母亲盛静霞，原杭州大学中文系资深讲师。对古典文学充满着诗人的敏感，与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合作出版了《唐宋词选》。
母亲是一位有着前卫思想的女性，在旧社会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与我父亲从通信到恋爱，也经过一些曲折，但被父亲真情流露的诗词所打动，冲破家庭的阻碍和父亲结为连理，一辈子相濡以沫。我母亲曾说：“两人同在杭州大学中文系执教三十余年，他教古代汉语，我教古典文学，重点是唐诗宋词。”相处五十余年，学术切磋，诗词唱和，只有心领神会之乐，从无龃龉、勃溪之苦，这是值得我们自豪的。
上世纪80年代末，母亲一位同事的家人捐献遗体，我母亲听说后深受触动，与父亲说起自己百年后也想捐献，我的父亲当场同意，说“过世后还能为医学作贡献是好事。”
父母说遗体捐献的时候，语气平静，在他们的心里，这就是一件值得做、能够去做的事，没有那么多的大道理。当时，我和我姐姐无法接受，可是我的妻子却说：“既然是两老的心愿，我们做子女的就应该尊重他们。”
1995年，我的父亲过世，遗体捐献到了浙江大学医学院，成为一名“大体老师”。母亲心中思念，只能寄情于诗，其中一首《怀云从》写道：“茫茫遗体早无踪，犹有衣冠向晚风。何日碑头朱变墨，云阶月地会相逢。”
2006年，我的母亲过世，她和父亲“重逢”在浙大校园，他们的名字刻在同一块纪念碑上。
我的妻子郭敏琍，是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多媒体教室行政管理人员，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她是一个极平凡的人，就像一颗小草，湮没在广阔的草原上。她又是一位善良、孝顺、充满爱心的人。
2017年，我和妻子也作出捐献遗体的决定，这也是我们对父母亲行为的理解和传承。妻子曾说过：“其实，人到最后，能支撑活下去的不是游山玩水，也不是钱财无数，而是心底的那份爱。”她为社会做出了大爱。而我的名字，若干年后，也会在出现在她的旁边。
生命是一条长河，承载着过去、现在和未来。人类在探索生命的过程中，会遇到许许多多未知的困难，解开生命的密码，恰恰是在人体的本身。
捐献人体器官及遗体，颇受世俗观念的约束。千百年来“落土为安”的思想，在人们的思维中形成了定势，而要破除这种思想，需要极大的勇气和魄力。这勇气和魄力来自捐献者对生命的礼敬，体现了凤凰涅槃的无私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