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明强
在中国红十字会的百年风雨沧桑中，嘉兴人吴飞英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他，是中国红十字会会徽的设计者。这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名字，在中国红十字会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个让全国红十字人心驰神往的会徽，这项伟大的设计背后，是吴飞英跌宕起伏、鲜为人知的传奇人生。
五岁丧母饱经沧桑
1920年农历7月17日，吴飞英出生在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魏塘镇。嘉善县，位于江浙沪交界处，现属“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核心地带。嘉善县建于明宣德五年（1430），境内一马平川，属典型的江南水乡，因“民风纯朴、地嘉人善”而得名。明代思想家袁了凡即嘉善魏塘人，其“了凡四训”是我国较早的以劝善为主题的人道思想，流传极广。嘉善著名士绅陈龙正创立的嘉善同善会是晚明时期影响最大的慈善组织之一。“善文化”正是嘉善特有的一种地方人文精神，出生并生长于斯的吴飞英，从小就受到善的熏陶。吴飞英祖上曾开设有九个门面的永泰号酱园暨糟坊，曾经小有钱势和声望。但吴飞英出生时，由于祖父吸食鸦片而家道完全破落。吴飞英5岁时，母亲去世，父亲也外出谋生而难以照管他。幸得吴家曾经的女佣许妈精心照顾。在这位善良、纯朴、好心肠的许妈抚育下，吴飞英在清贫的岁月中长大成人。吴飞英在回忆录中记述，许妈为了给他吃饱穿暖，靠着向吴家亲朋乞求施舍，好的给他吃，自己则只吃剩饭剩菜。许妈还想方设法托人把吴飞英送进当地慈善家办的不收学费、还供给一餐中饭的——程氏义塾，使他读书明理。中途辍学后，吴飞英先后辗转于上海的纺织厂、烟糖杂货店、金山的衣庄、嘉善的戏馆等做学徒，受尽了那个时代学徒所受的苦难。嘉善的善文化、善良的吴妈，以及成长岁月中的苦难，从正反两个方面，让吴飞英感受到人道精神的可贵，这为他以后设计红十字会会徽打下了第一个楔子。
热血青年辗转抗战前沿
中国红十字会诞生于战火纷飞积贫积弱的旧中国，红会先辈们正是基于强烈的爱国情怀，为拯民众于水火，先后创立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万国红十字会上海分会，中国红十字事业才由此发端。而吴飞英，同样具备强烈的爱国情怀，这是他设计红十字会会徽的情感基石。1937年，抗日的号角吹遍神州大地。当年8月，成千上万的难民从上海沿沪杭路经嘉善逃难，敌机又数次轰炸嘉善，百姓伤亡惨重，吴氏祖宅也被夷为平地。此种情状，让年轻的吴飞英极为愤怒，爱国之心勃勃升腾。嘉善县紧急抽调人员组建“苏浙皖战地工程队”，主要工作是修建战壕和掩体。当时正在里泽小学当教员的吴飞英原本并不在此次抽调之列，但他顶替刚新婚不久的魏塘小学的另一位教师，参加了这个战地工程队。不久，上海沦陷。吴飞英与工程队的人逃难到乌镇。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这群热血青年聚在一起，都觉得应该为抗日出一份力，宣传和鼓动民众起来抗日，不做日寇铁蹄下的亡国奴。20来位小青年在一只木船中开了一个会，“嘉善县抗日救亡宣传队”就宣告成立了。宣传队从乌镇出发，先后经桐乡、余杭、富阳、建德、兰溪、龙游、衢州、江山，进入江西境内，又经玉山、上饶、鹰潭等地进入湖南，再经株洲、湘潭，到达长沙。一路上，他们油印登载前线抗日消息的小报、上街演出话剧“放下你的鞭子”、演唱抗日歌曲、刷抗日标语，鼓舞群众的抗日激情。到长沙后，他们编排了“四行仓库八百壮士”并搬上舞台，剧照还曾登上《中国画报》。
机缘巧合踏入红十字会
人生总是这样，充满了无数变数，也蕴含着许多机缘巧合。“嘉善县抗日救亡宣传队”在长沙活动没多久，就接到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命令，说他们是非法组织，必须停止一切活动，立即解散。于是，20多位热血青年被迫四散。时近年关，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流落街头的吴飞英等3位宣传队青年被国民党“军政部第四补充团”抓了壮丁，扔上火车往南而去，到达湖南郴州。国民党军等级森严，壮丁生活极其艰难，于是他们3人密谋后，冒险偷偷爬上一列北上的火车，竟然又回到了长沙，于是在岳麓山下流浪。正当生活的航船毫无方向，战乱中的人生随波逐流，踯躅在长沙街头彷徨的吴飞英却巧遇原“抗日救亡宣传队”副队长王学明，经他介绍到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工作，从此与红十字会结下不解之缘。吴飞英到长沙丝茅冲广雅中学报到工作没几天，即遇国民党焦土抗战的长沙大火，遂随救护总队部撤往祁阳，后又迁至贵阳图云关安营扎寨。吴飞英在长沙时做总务股传达文件的“传达兵”；到祁阳时升为事务员，管理制服、日用办公用品、生活必需品的领用分发；到图云关后转为档案管理员，整理、抄写档案材料；后调到医护股搞统计兼做美工，直至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救护总队解散，吴飞英等人被红十字会总会留用，遂迁往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附近的总会机关。几个月后，又随总会机关坐大木帆船，称为“轻舟返都队”从长江迁南京。嗣后南京解放，不少人逃离，但吴飞英坚守岗位，不久偕单位同事迁上海“中国红十字会驻沪办事处”，等待人民政府接收。在上海约一年时间，吴飞英等人会同上海市红十字医院一起参加了很多活动，他担任宣传干事，出版工会小报，他们还组建“空袭救护队”。1950年8月，中国红十字会迁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22号，改组为新中国红十字会，吴飞英被分配到新成立的宣传组。1958年冬，吴飞英作为总会13位下派干部的一员，下放河南省武陟县黄河之畔的李庄劳动锻炼一年。回总会机关一年后，吴飞英又作为“中央万名下放干部”中的一员下放基层，来到浙江余姚。1963年5月，经申请，吴飞英被调回故乡嘉善，分配在县人民银行工作，直至退休。从1938年进入救护总队，到1963年正式调离红会，吴飞英在红十字会工作共计25年，亲身经历了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等历史阶段中国红十字会的跌宕起伏。1982年，吴飞英退休后，开始撰写回忆录《坎坷人生的回顾》，把自己的人生经历概括为“苦、变、幸、新”四个篇章，他认为自己在红十字会的经历是一个“幸”字，可见他与红十字结缘之幸之深。他在回忆录中如此表述：“红十字象征救死扶伤人类的爱神……正是她赐给我第二个生命，也就是她赋予我生活中的欢乐和爱。”
“艺术大师”成就红会会徽
吴飞英自幼就酷爱美术，喜欢画画。在学生时代，语文、数学等课程只能勉强合格，但美术常常受到老师赞赏。在家里时经常一个人关在房里画猫狗牛羊、河流树木而废寝忘食。邻里乡亲看到吴飞英的画，都说他有绘画天才。在嘉善里泽当小学教员时，绘制了很多抗日宣传画，后来参加“嘉善县抗日救亡宣传队”，沿途数千公里，更是一路留下了他绘制的抗日壁画和宣传标语。参加救护总队到贵阳图云关后，吴飞英获得了在战乱中相对稳定安宁的时光。图云关山峰点点、树木葱翠、溪流潺潺，本身就是一幅风景优美的图画，潜移默化地熏陶着他的艺术修养。在此期间，他苦学素描和透视等基础知识，并得到不少良师益友的指导提点，在绘画技艺与理论上都得到极大提升。吴飞英调到医护股搞统计兼做美工后，他的美术专长得到大发挥。他为救护总队会议室画了一幅2米多大的救死扶伤的大幅油漆画，他绘制各种统计图表，画大幅地图，把当时救护总队的动向，在地图上用移动小旗进行标注，为红十字周贵阳展览会画了很多招贴画和大幅油漆画，又为驻地剧团画了很多海报，平时绘制插图、报头、黑板报等更是不可计数，也因此获得了“艺术大师”的绰号。
据吴飞英回忆，1944年，他接受了一项负责印制2000个信封的任务。看到各国红十字会寄来的信件上很多只有一个红十字，显得比较单调。于是就突发奇想地想加些花样进行装饰，经过斟酌，他在红十字左右下端各加了4片橄榄叶作为衬托，以象征“和平”“博爱”之意。由此，中国红十字会会徽的基本式样就此诞生。新中国成立后，吴飞英在总会机关宣传组担任专职美工，在领导的关心下，吴飞英的绘画技艺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还被评为“文艺工作者”十级，成为专业技能人才。他在总会发行的《新中国红十字》（后改为《爱国卫生》）月刊担任美术编辑前后约有七、八年时间，负责封面设计、插图、版面编排、及报头标题设计等，工作越发得心应手。1951年，总会新建了一个大会议室，需要做一个立体式灯光木制的红十字标志予以装饰。吴飞英又一次接受了任务。为使图案更加丰富完美，他运用了方圆结合、疏密有致、虚实相生的表现手法，在图云关思路的基础上，又各增加了4片叶子，将金色橄榄叶环绕在红十字周围，使整个设计不仅立意新颖、主题突出，而且简洁明快、典雅大方。设计方案得到领导的认可。这一设计思路和方案一直延用，终于在1990年被正式确定为中国红十字会会徽。
2006年4月7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领导偕同《中国红十字报》记者等一行5人，专程从北京赶到嘉善看望慰问吴飞英，赠送他一套《中国红十字会百年诞辰纪念册》，并告诉他，经确认，吴飞英就是中国红十字会会徽设计人。在向这位老会员表示祝贺的同时，又将一枚金光闪闪的包含着吴飞英设计的红十字会会徽图案的“荣誉会员”奖章挂在他的胸前。吴飞英后来在回忆录中记述：“红十字报刊上登载着一篇文章《有一个名字不该忘记》，把我在红十字会设计会徽的故事和我一生的经历全部写上，把我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变成了历史人物。”这成为晚年的吴飞英最为骄傲的事。
一次看似极其偶然的突发奇想，造就了一个伟大组织的徽章，这看似灵光一现的神来之笔，其实浸润着人道、历史、艺术的深厚积淀。如果没有饱经人道磨砺，没有深厚的爱国情怀，没有参加红会的机缘巧合，没有在艺术道路上的孜孜不倦，这项创意是难以想象的。历史就是这样，看似偶然中总是包含着必然，必然也总是通过偶然来表现的。中国的红十字事业，就在这偶然和必然的相互交织中，历经百年沧桑，砥砺前行。
(作者系嘉兴市红十字会秘书长、综合部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