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日俄战争救护及战后赈济等宣告结束，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使命完成，理应解散。“永有红十字会主权”的中国何去何从，自然提上议事日程。这一年7月21日（光绪33年6月12日），吕海寰、盛宣怀联衔上奏朝廷，缕陈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办理情形及善后持久事宜。这份奏折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即中国红十字会开始“脱胎换骨”走上独立发展之路。奏折中说：“各国红十字会各有佩章，重以国家之命，由会制备。今中国红十字会成立，西董亦愿得中国红十字会佩章以永纪念等语。”这里应特别注意的是“今中国红十字会成立”的表述，“今”即意味着奏折上达朝廷之时中国红十字会已正式“成立”，至于“成立”的具体时间，我们不得而知，在没有相关资料发现以前，我们有理由把1907年7月21日吕海寰、盛宣怀上奏之日视为中国红十字会“自立”走上自我发展之路的起点。这份奏折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的意义非同寻常，是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新的里程碑。
但是，这一变化也呼唤“会长”须应运而生。那谁有资格担当此任呢？根据当时的情况，首任会长的候选人至少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官方背景的朝廷重臣。虽然红十字会组织是非政府组织，但没有中央政府的支持，很难形成全国统一性，毕竟中国红十字会是全国性的组织，不是地方性的慈善团体，会长一职非一般人所能胜任。二是参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运筹，具有创办人的资历。
沈敦和、施则敬等人，都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创始者、“办事董事”，也都有一官半职，但不是官方大员，权威性、影响力有限，难掌全局。
看来，会长的合适人选也只有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三人了，他们既是朝廷重臣，同时“由中国联合英、法、德、美五中立国，创设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公同推举臣海寰、臣宣怀及臣重熹为领袖”，当然是绝佳候选人。
吕海寰因在沪办理商约的关系，与红十字结下了不解之缘。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维持以及救助行动的顺利实施，都倾注了他大量心血。他是一面旗帜，应该说是会长的最佳人选。
盛宣怀1902年出任会办商约大臣、办理商税事务大臣，协助吕海寰与各国谈判，由此与红十字会结缘。他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领袖人物之一，也是首任会长的合适人选。
吴重熹在上海会办商约大臣期间与吕海寰、盛宣怀秉承朝廷旨意，鼎力支持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开办与运作，也是万国红会的领袖人物之一，当然也是首任会长的合适人选。
显然，吕、盛、吴三大臣都具备荣膺首任会长的资格。那么首任会长究竟是谁呢？不是吕海寰，也不是吴重熹，而是时运正盛的盛宣怀。这在《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中有明确的记载：“一千九百零四年创立之万国红十字会解散后，中国会员遂于上海开会，议决另行组织中国红十字会，以为久远之计。适商约大臣盛宣怀驻沪，遂公推为会长。一千九百零七年盛大臣（盛宣怀）将组织会务情形奏达朝廷，当奉谕旨，准照办理，并派盛大臣为会长。其时本会并未请领敕旨书，亦未订立规章，故其范围未见推广。”这份资料是1912年中国红十字会向在美国举行的国际红十字会第九次大会提交的《中国红十字会中央部赴会报告》，抄件则存《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中了。这是目前所见最早记载“会长”的文献。就是说，1907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解散，中国会员开会“另行组织中国红十字会”时，恰在上海的盛宣怀（当时吕海寰已回北京供职）被“公推”为首任会长。
鉴于“自立”后近三年的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不尽如人意，故1910年1月吕海寰、吴重熹联衔会奏《酌拟中国红十字会试办章程请旨立案折》特别强调：“惟会务头绪繁多，关系中外交涉，可否简派大臣作为会长，以昭郑重，如蒙俞允，即由会长督率该董等妥为筹办，并将办事情形随时报部查核以期核实”，提出了“官派”会长的正式请求。朝廷准奏。1910年2月27日降旨“派盛宣怀充红十字会会长。”盛宣怀因此又成为政府正式任命的首任会长。（池子华 郝如一）
